我的新中国 50 年教育回忆及思考

蓟县一中校长汪劲松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回忆我记忆中的新中国 50 年来的教育点滴,令人激动,令人感慨,催人奋进。

  1958 年,我刚刚两岁,蒙蒙胧胧中只记得一些大孩子们在村里办的幼儿园里排队、玩耍,还念一些当时根本不懂的 b 、 p 、 m 、 f 之类的东西,那时,我在妈妈的带领下去村里的大食堂打饭,经常东张西望地看他们在生产队的场院里做游戏,这就是我最早的关于上学的记忆。

  我的爸爸是小学教师,在我稍大一些后,就给我买了一些看图识字的书,每逢他回家时就教我认字。 1963 年,我上小学一年级,那时我已经认识了几百个汉字,生字也能用汉语拼音拼写了,还背熟了乘法口诀“九九歌”。爸爸是我的启 蒙 老师,也是我的生命中第一任教师。记得那时的学校是在村里的庙里,复式班教学,我们一年级和三年级编在一个班里,班主任叫吴贤——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白天我们上课,晚上是夜校上课。夜校是为年龄较大的村民进行扫盲教育,除了学语文、算术之类的基本课,还学习打珠算。照明用的是罩子灯(点煤油的),那时村民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涨,吃完晚饭就往学校跑,早早地坐在教室等老师来上课。多识几个字就当起了老师,当会计的就是珠算课的老师。我最初的珠算知识,还是扒着窗户听夜校老师的课知道的呢,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村民学习文化知识那才叫如饥似渴。

  1966 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不再正规上课了,夜校也变成了“地、富、反、坏、右”的学习班了,一些课变成了对教师的批判课。那时就听说,在中学有把老师打死的事情,轻者也要让老师“开飞机”——一种弯腰两手后举的挨批斗的姿势。我感到学生们疯了,就连我的同龄人——小学生,也敢打老师、骂老师、揭批老师了。在以后的两年初中、两年高中的学习生活中,我们给生产队拔过草——叫“抢荒”,“深挖洞、广积粮”时挖过地道,为了砌地道和勤工俭学上山扛石头。什么样的苦都吃过,就是没有吃过学习压力大的苦,因为那时学的东西比较简单,无非是三机一泵——电动机、柴油机、拖拉机、水泵和农业基础知识——如何施肥、育种等。数学学的也是如何测量土地、测量山、房子的高度和距离等。在苦与乐中读完了我的中学。

  读完中学后,本来就是农民出身的我,回到了农村老家,做了一个有知识的农民,我用学到的微薄知识,完成着我的做一个有知识的农民的梦。我当过农业技术员、果树技术员,做过柴油机手的助手,做过电工的助手。曾经不等太阳出来就去给玉米授粉,知道在什么季节给果树打什么药,按怎样的浓度配比效果最佳,我也研究过某些果树害虫的习性。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我还真有可能成为一名农业方面的土专家。

  1976 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 1977 年,邓小平一声令下恢复高考,已经扔了四年课本的我,重新拾起了文革中被当做破烂卖掉的书,开始了不到两个月的挑灯复习。还好,在全国平均不到 2.5% 录取率的情况下,我考取了天津师范学院化学系,迈出了我当教师的第一步。四年的大学生活,我也体会到了对知识的如饥似渴。周六日基本上是在图书馆和教室里度过,夜间 11 点之前基本上是在教室里看书。

  1982 年 2 月,带着对教育事业的憧憬,我走上了中学讲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十年动乱给科学、教育领域造成了巨大损失,由此带来了与国际社会的巨大差距。社会对教育的强烈需求,使得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必须进行改革。为了赶超科技先进水平,各学科按系统的知识体系编写了高中教材,恨不得把所有的高中生都培养成某个学科的专家。教材的系统性确实很强,对于刚刚毕业的我适用起来得心应手,但由于知识体系严密,要求较高,文革中学校的无限制扩大,许多学校的老师学历低,底子薄,教学设施落后,无法适应这种“拔苗助长”式的要求,因而出现了黑板上画试验、教师说实验、学生背实验等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现象。以致于随后几年国家将教材编写为甲种本和乙种本两种,供学校进行选择,初步改变了全国一本书的现状。教师也兴起了学历达标、任职资格、教材过关的学习高潮。我没有前述的学习要求,就把更多的精力用到了钻研教法和教学反思上。为了实验的客观性,我用新采摘的月季花做过氯气漂白性的实验,我写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电子云”概念描述的建议,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浅谈怎样提高知识点教学中学生的记忆率”,我尝到了教学的快乐。

  刚参加工作时,我在农村的一所高中任教,上班就当班主任,我与学生交朋友,与他们畅谈人生和理想,至今我那时的学生还经常来看望我,他们自称为我的“开门弟子”,那时的时光是十分快乐的。当时,我没有手表,但上课时我说完最后一句话,下课的钟声肯定敲响。一次考试,同学们都做完了,我让他们再仔细检查,就是不让交卷,我估摸时间差不多了,就说交卷吧。话音刚落,交卷的钟声响了,我当时非常得意,同学们也都向我投来了钦佩的目光。以后随着教学经验的“丰富”,少有了最初的精准,经常出现“压堂”的现象,我真是百感交集。

  随着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社会对教育又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学校的功能已不仅仅停留在考试升学上,更应该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了新的教育改革,核心的内容是课程改革,从单一的学科课扩展为活动课、实践课和学科课相结合的模式, 1997 年进行了教材改革,进而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概念。而今素质教育的理念已被社会普遍接受,但教育的复杂性决定了素质教育实施起来愈加艰难,真正地转化为每一所学校的教育理念进而转化为教育行为还任重道远。但新中国几十年教育的发展已使人们逐渐认清了教育的本质,或者说认识了教育的原点。

  伴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对教育的本质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也有几多感悟。我认为,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创造幸福的事业。当教师应该使学生获得更多的幸福和快乐。虽然学习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劳动,但教师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过程——精心备课、设计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艺术——使学生在学习中感到快乐。虽然教师与学生接触非常短暂——最长也就是 3 年,但教师应该对学生的全部人生负责——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定一定的基础——身体和心理、思想和道德、知识和能力,用教师的劳动创造学生的幸福。虽然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很重要,但教师更重要的职责是帮助学生设计好自己的人生规划——生活的目标、学习的目标、事业的目标,教师要做学生的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虽然做教师需要有精湛的教学艺术,但教师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进步的思想意识、健康的心理素质、人性的道德标准——用自己的人格魅力给学生以良好的影响。

  这就是我对新中国教育的回忆和做教师的思考。